读宋史——澶渊之盟及之后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举攻宋,破遂城、下祁州、围澶州。真宗畏战,宋廷遂起迁都之议。惟寇准、毕士安力争,促真宗亲赴澶州督战。

时辽军力难继,又折萧挞凛于澶州城下,士气受挫,已如强弩之末。准力劝真宗登城,以示亲临督战。宋军皆呼万岁,声动数十里,军势大振。遂订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百余年内辽宋边境再无烽烟。而有宋也在仁宗即位后逐渐进入了历史上文治的顶峰。仁宗性格温和宽厚,有着君王应有的觉悟,又兼承平日久,因此政治环境宽松,促使了包拯、范仲淹,以及后来英宗、神宗时期的司马光、欧阳修等身跨文政两坛的名臣登上历史舞台。仁宗也守护着君王的觉悟治理着国家,在其身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为朝野上下倾心衷心赞美怀念的君王。宋史给仁宗留下了“为人君,止于仁”这样可谓理想君王的结尾。

有趣的是邵伯温曾说仁宗一朝“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说起汉文、景就自然会联想到其后的武帝。同样的承平日久,然边患尚存;同样的内耗渐巨,国力衰弱,北宋却没有迎来自己的武帝,只有欲成武帝之功的神宗。

神宗即位,英气勃发,欲励精图治,以变法振国势,用武力靖边患。于是力排众议,启用王安石强力推进熙宁变法;屡起大兵、筑永乐城欲灭西夏。这两样都失败了,北宋的元气也因此大伤。

熙宁变法的失败,失在操之过急。神宗即位时十九岁,又怀着对国家现状和未来深深的忧虑,所以办起事来总想着尽早看到成效。神宗即位那年即诏王安石问策,安石对曰“以择术为始”,尽陈变法之意。神宗十分欣赏王安石的魄力和构想,因此顶着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第二年就启用王安石进行改革。不过因为牵扯过广,又无法一律革之,因此神宗的压力很大。同时王安石性格又很狂妄,狂论迭出,更难以获得政治同盟。故在各种争斗中王安石两度入相又两度废相,宋代体制三进两退。然而神宗还是凭借着至高的君权,至死都维护着变法的主要成果。需要说明的是,王安石变法受到很多重臣的责难,与仁宗时的范仲淹毕竟不同。王安石遭到的基本都是君子的明枪,而范仲淹承受的则是小人的暗箭。

剿灭西夏的战争失败是对神宗的另一大打击。随同熙宁变法而起的王韶分别于熙宁六年、七年大破西夏,拓地五州,史称:「宋几振矣!」然而之后事态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元丰四年,西夏内乱,神宗起兵五路,围灵州,十八日不下,无功而返。元丰五年,筑永乐城,谋占横山,进逼兴庆府。西夏发兵三十万攻陷永乐城。神宗“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第二日“早朝,对辅臣恸哭”。

元丰八年,神宗抱憾而殁。神宗死后,元佑元年,司马光尽废新法。自此宋廷党争渐生,国力日衰,遂有靖康之耻。

所以说,读宋史真是拿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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