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师——读郭沫若写给陈明远信件片段有感

民国时代的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所谓大师呢?我想一般要有两个条件:一、专业知识和技术皆为一流水品;二、有操守。事实上能够身兼二者的是极少数,特别是第二点尤其难得,因此中国传统上对第二点的重视胜过第一点。如蔡京、秦桧皆书法名家,后人因其为误国奸臣而不正视。这种观念里有一定的实用主义成分:有才能的人如果没有道德,其才能容易失控。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第二点逐渐消解。所以后人总感叹前人风烈。明因之思宋,宋因之思唐,唐因之思汉,汉因之思先秦。这也和社会逐渐平民化的过程有关——操守毕竟不同吃饭,不是与生俱来,须养成一种气质,即孟子所谓浩然正气。先秦以下贵族渐次消失,唐以下门第全灭,于是就越发觉得培育这种气质的土壤薄弱,而能持操守者之难得珍稀了。不过人类对于物质以外的精神层次毕竟有所要求,因此这第二点再衰退也有底线,即对自己所长的专业不能弄虚作假,即现代所谓“职业操守”——应该对自己倾注心力的职业有一种正义和责任感。这是所谓大师而为人尊重最重要的一点。为何?因人人皆有他人或所不及的能力,特别是现代社会分工细化如此,隔行如隔山,如果大家都以自己所长鄙他人所短,各据山头划分势力范围,绝谈不上真心敬佩。道德操守却可不受具体术业专攻的影响,能获得普遍认同和共鸣。

一个人能否坚持不突破这种底线只有在其自身生存受到冲击时才能表现出来。还是孟夫子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能坚守者为真,得人尊敬;失节者为伪,受人轻视。这是正常意见。一旦这种意见变得不再平常,社会里人们的意识必然发生了根本转变,也就不再有诞生大师的土壤了。

由于职业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圣贤书打交道,知识分子是大师群体的一个代表。1949年后凡是没有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都曾面对或富贵或威武或贫贱的冲击,因此这个群体的表现可以反映中国社会的精神状态。结果是,能承担己身学术责任者,鲜矣。而那“匹夫不可夺志”的寥寥数人现在也不再受人重视,反倒是当年取媚于当政者得到了关注与同情。最典型的辩解“某某也是人。在那种情况下不得不做违心事。”这虽是实情,却是废话。某某被认为不是一般人而得到别人的尊重,接受这尊重就意味着承担社会义务。一旦危险袭来或利益诱惑便弃责任义务如草芥,再以自己如同一般人做辩解,真奸猾无耻之尤。可想而知,凡持此论者皆物伤其类,暗暗为自己将来面对危难时放弃责任预作铺垫而已。而这种观点的流行足证个人利己为最高原则的社会已经形成,培养大师的土壤已经消失。即使真有能持操守的人出现,也必不为今人所重而湮没无闻,不起波澜。如果大家都能坦然承认现状倒比披着和谐外皮地耍弄阴谋好得多。

上面所说某某的第一号人物非郭沫若莫属。郭氏发表成名作《卜辞通纂》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投机主义爱好。早年即因与政府对立而亲近共党,后为体现自身作为笔杆子的价值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奴隶时代》等,启动了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强加于中国历史的传统。近代唯物史观之始祖马克思自己不认为东方社会历史可以套用他为西方历史总结的进程,而独立出“亚细亚区域”。郭氏不读马氏书就拉大旗做虎皮,先定下希望的结论,然后搜集材料,有利者收录,不利者或曲解或无视或斥为伪作,作为学人之可鄙当时就已经显然了,而且其理论贻害至今。至于随中共得势后不可一世地攻击流亡学人,政治风波中趋炎附势地肉麻歌颂当权者,甚至个人生活之薄情,都是意料之中的事。而此人执掌中国科学院,并为文联主席,身兼文理两界代表,则他人不烦深论了。

然而如果承认了郭沫若是一个真小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惊慌失措地企图自保时内心所受的煎熬是可同情的。以下是其与陈明远之间通信的片段。

1963年11月信

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徕不必要的麻烦。

1965年12月信

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得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和那些无耻无聊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

郭沫若自觉“浮夸”“落井下石”“卖友求荣”这类事无聊无耻,但他自己都曾作为“下必甚焉”的代表亲身努力参与。从对陈明远的劝告中可以看到,郭某此时已是惊弓之鸟,全力自保,根本谈不上意志坚定了。每当扪心自问时又对自己所作所为感到厌恶:

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譬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去争地位。…… 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

人当有所持,纵为世人所弃,仍不失一自了汉。然而自我厌恶,纵使举世山呼万岁,宁不悲乎?种因得果,后人能不鉴之?

Advertisements
  1. 留下评论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