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之见

记的上小学的时候同学间就常常会出现一个一个的小集团。这类小集团多带有特定的排斥,表现为“我们不跟某某玩”。这往往并不是单纯兴趣爱好的组合,而具有打击异己的目的,可算是儿童期的政治团体了。或许由于人类是社会动物,儿童从小就已经朦胧知道通过孤立来打击个别人了。等到成年进入社会后,以利益组成的集团之间的斗争就更加普遍了。商业集团、江湖帮派争夺的是实际利益。知识分子集团的形成更多的与意识形态有关,久之而成门户学派,无论古今东西皆然。现代所谓人文学科、意识形态,论断的主观性强,又不能像理工科以实验结果做判据(如社会制度问题),因此私意和公道界线模糊。此为全人类的局限,不能苛求。然而“君子和而不同”应该是理想的境界,可惜世事往往不如此纯粹高尚。学术乃天下公器,到底不应以学术势力为私意服务。一旦走入此途,私意便彻底与公道分离,也就不能公开表达。由此各种明修暗度、阳奉阴违的事情就开始登场了。相比之下,儿童那种“我们不跟某某玩”的集团反倒显得率直坦白了。

1948年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中研院实际是史语所的大本营,而史语所则是傅孟真创办的留洋学派集团,以胡适之为精神领袖,是当时的主流学派。故傅胡通信中有“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等语。此次院士选举在当时和后世造成了两个话题。当时的话题是郭沫若的当选,遗留后世的则是钱宾四的缺名。

郭之当选在当时破费周折。毕竟国共敌对状态之下,亲政府的中研院中人对亲中共的郭难免有“苏联走狗”、“赤色汉奸”的评价。但当时在这个留洋派集团的普遍意识里,政党之争颇有“民主”的味道,而民主是留洋派的标签旗帜之一。故夏鼐在会上立陈“党派异见非汉奸”论,郭之提名获得通过并最终当选。这种曲折事后来看只是表面上的。胡、傅的提名名单中都有郭沫若。以胡、傅在当时学界的声望、影响力和学术资源来说,受到刻意提名的郭沫若最后当选并不意外。此例的反证即是胡、傅都没有提名的钱宾四根本没有进入候选名单,即中研院选举评议会的视野中。此事多被后人当做钱胡矛盾的缩影。实则胡、傅与郭也远非和谐。如胡适之离开大陆后曾对胡颂平说过“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云云。傅孟真更曾在《中国上古史与考古学》中批评郭的学术品格(“用是新旧史料相冲突者,则推翻旧史料而抹杀之”)。然而两人却都在1948年提名郭沫若,似是“公正、像样”的表现。

事情都有表里两面。两面共参才能理解圆通。

傅孟真曾有“不能批评胡适”等语,政治野心又大,其在中研院党同伐异之举甚多,不烦再提。故以下单说胡适之。若郭沫若当选为胡适之为首的主流学界的一种气度姿态表现,则钱宾四的缺名就无论如何没法按同一逻辑解释。后世将钱胡在东西文化和中国前涂上的意见分歧作为原因。这种分歧远大过胡对郭的鄙视。(如《胡适日记》中批评钱保守、反动。)若果如此,则钱宾四的缺名就是胡适之的私意。一件事上对不同人采用不同标准,那么郭获得提名又怎么能当做是公道而不是为了显示“公平、像样”的私意呢?这就是私意与公道难分了。

直到胡适之去世,钱宾四都没有当选为院士。据说胡去台湾后曾提名钱,而受到某些人(如李济之)门户之见的阻挠,不了了之。与钱在文化立场上相近的吴雨生、陈寅恪,或在意识形态上与胡门对立(自由主义 VS. 共产主义)的郭沫若都在1948年当选。可见这里的门户之见不可能只是因为文化上的保守与激进的分歧。到底是什么胡适之死前没说,死后更无对证。《胡适日记》对钱的批评有一修饰“未出国门”;李济之的理由是钱没有大学文凭。或许是功名头衔(不论是海外的头衔还是前朝科举的功名)、文化立场对立、对各自文化立场的使命感这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了钱宾四在胡适之生前都没有提名。然而以上种种因素都不是学术标准,即都是私意的。

以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规则为自然法的延伸,只要遵守规则和程序就是道德的。而且也只有这样才是道德的。1948年的院士选举遵守规则,因此是公正的。提出规则所不涵盖的道德要求不仅是吹毛求疵、更是干涉自由。因此,中国传统的“君子之德”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似乎只在乎(尤其是公私意见难分的事务上)让规则表面上看起来公平,于此更高的理想则不愿提倡,也无意实践。现实世界中任何的规则的执行都有人的参与。因此不论规则本身制定的多么细致也无法补上执行者身上的漏洞。自由主义适应快速变化的现代,因其放弃赋予自由以外的修养价值。这解放了人的心力(不用和自己的阴暗面较劲),也使社会变得浅薄。

我并非要以这一件事来攻击胡适之的人格,而只是用这件事来反映他性格的一面。听其言而观其行。胡适之并不是醉心学术的人。他的著作寥寥,经不起时间考验,而且大多只有上部开头,没有下部结尾。黄季刚嘲为“著作监”。胡适之对政治也不真诚。故而他虽然常有耸人听闻的激烈言论,但也只限于嘴上说说,并没有将自由主义和民主观念引入中国的愿望付诸政治实践。他那激烈的口号又有多少符合“科学”。当真是言者,头头是道,行者,渺茫无踪。难免得到“书生百无一用”的评价。(蒋日记1941年11月30日)挟清议舆论以自固又游走于政治上层,简直有了一层现代乡愿的色彩。

故而,口号虽响亮,然传统观念在乡土中国上仍未被撼动;旗帜虽鲜明,大陆赤变,自由主义的信徒几乎全部噤若寒蝉。面对今天还把胡适之奉为自由男神、“民主、科学”教主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仍然只是堆砌名词的空洞口号,仍然只是无视民情的一厢情愿,仍是挥扇谈玄,不肯深耕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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