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民国时期散文有感其一

最近读丰子恺、鲁迅、茅盾、胡适散文,都是些常见文章。如《作父亲》、《朝花夕拾》诸篇、《故乡杂记》、《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自诸子百家以来,文人常写文章批评历史、时政。民国人为讲求进步批评范围更扩大,中国有神话传说以来的一切都值得批评,并且兼顾宣扬欧美。这些时论或历史批评都不可能不受作者立场的影响,但仍是有益的。因为这类批评的交锋就是不同立场交汇的开始,最终会形成比原本各立场少偏激的新共识作为社会之后发展的基石。前提是这些批评和争论是真诚的就事论事,或者说立场对作者的影响不会凌驾于理性之上。可惜最近所读民国时人散文多犯相反的错误——先立好靶子,然后去找弹药,以至于文章里逻辑崩溃屡见不鲜。不仅削减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反而加强了阅读时的反感,“你写文章的时候带脑子了吗”。

时移世易,一时逞快的时论散文的感染力会逐渐衰弱,而生活散文则会逐渐散发醇香。丰子恺的《送阿宝出黄金时代》、《作父亲》、《忆儿时》、《母亲》即后者中的小品佳作。其中对儿童的描写往往几笔就足以令人莞尔,甚至比其画作传神。此类描写必然是常和儿童亲密接触的结果。然而时代的影响到底在《王囡囡》一文的结尾显露出来。王囡囡是在其名义上的父亲去世十四个月后出生的,故而邻里皆知其为私生子。其生父则是父亲家豆腐店的姓钟的司务。虽然他名义上的祖母“定四娘娘”仍是豆腐店的主人,实权却在钟司务手里。待王囡囡渐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从此变得阴沉。而王囡囡的母亲庆珍姑娘后来又给他生了个弟弟。王囡囡长大后常打他的母亲,打过之后又去买人参,煮汤给母亲喝。这个悲剧的主人公显然是王囡囡和定四娘娘。王囡囡不能选择自己的身世,一面因愤恨殴打生母,又一面自责,在这种痛苦循环中找不到出路。定四娘娘唯一的儿子壮年逝世,养老无人,明知儿媳与司务私通却不敢将这两人赶走,只能有时借跳大神的巫婆骂儿媳出气。悲剧的始作俑者,庆珍姑娘和钟司务,则安享豆腐店的收入,前后生下两儿。而丰子恺却在结尾写到“封建时代礼教杀人,不可胜数。庆珍姑娘……因礼教压迫,不得不隐忍忌讳,酿成家庭之不幸,冤哉枉也。”当真颠倒黑白。压迫之下两儿出矣。所隐忍者,是名非实。小子受累,日后报复,祸非不由己起。时改嫁非不可,然夫死十四月生子,自薄情也。其人可知。贪恋王家财富,饰虚名于外,行苟且于内,逢舆论压力则曰“压迫”。今日贪官观此议论岂不心有戚戚?

《王囡囡》作于1972年,或为政治形势所迫亦未可知。然要之,自鲁迅发明“礼教吃人”一词,进步人士最爱用此帽子四处乱扣,为口号是瞻,陷入一种狂热。胆敢有异议者再加上一顶“封建遗毒”,然后自以为真理在手,不屑再辩是非曲直。中国今日此类狂热分子能无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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